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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乡下人被称为土头土脑，在我的东北老家，乡下人叫农老卡，意思是卡乎乎的，近乎猥琐，有骂人嘲讽之深意，说话者大抵是城里人，大有唯恐被沾染上病毒似的。乡下人被叫做农老卡，源于经济上穷困，土里刨食的挣钱方式，他们拿钱很金贵，消费又极节俭，就地取材者居多，能省则省，夜间能不点灯就不点灯；岳母家的电视早已经不看了，岳母说看了眼睛累，实则怕花钱，怕平时不积小，到家里有大事的时，拿钱费劲。
关键词：高中；语文；整本书阅读；乡土中国
中国乡土社会的基层结构是一种我所谓“差序格局”，是一个“一根根私人联系所构成的网格”。费孝通在《系维着私人的道德》如是说道。他接着解释道，“在一个安居的乡土社会，每一个人可以在土地上自食其力地生活时，只是偶然的和临时的非常状态中才感觉到伙伴的需要。在他们，和别人发生关系是后起和次要的，而且他们在不同的场合下需要着不同程度的结合，并不显著地需要一个经常的和广被的团体。”联系现实，解读费先生的论述，那故事几近不胜枚举，虽然不在一个地域，虽然未必都在乡村。游牧民族后代讲究团体格局，在他们，“团体”是生活的前提。农耕民族后代讲究“差序格局”，在他们找到了食物来源，适应了区域的四季更替的节令气候后，可以过上自食其力的生活。两种社会结构结局是长期历史性人文性的经验情感积淀，这两种结构格局影响了后代的交际、后世的政府，反之，后代的交际、后世的政府又强化了相应的社会结构格局。这是就和平非战乱、太平非瘟疫流行的常态化时代而言的。一旦到了，兵荒马乱，团体格局将有取代差序格局之势。民众为了响应政府的号召，离开了熟悉的乡土，走上了救亡图存的道路，个人的系列情感因素暂时让位于国家忧患、民族生存。待到成功之日，回乡之时，又将启动私人的关系，老人在的，孝顺老人；兄弟姊妹在的，慰问帮助他们。兄弟姊妹也将视其为大能人、大英雄，在乡村，走来站去，言谈话语中，觉得荣光，觉得有面子。在旧时代，乡村收入低，资金来源乏术，当兵当到了军官级别，着军装，路过乡村时，年青后生会极度羡慕的，恨自己没有这样的机会，很自己还要脚上沾着泥土、手上满是黑皱地从土里泡食。内心深处还有个不能启齿告于世人的秘密——自己也想娶白净风骚有致有型的城里姑娘，这辈子混到这样是无论如何不可能的了。我在念小学，在自家附近的官道旁目睹了本村的小伙常胜，还有一群青年，围着着海军军装的隔壁村铁匠炉的罗殿贵的大小子“大罗”，那常胜看着“大罗”，眼前一亮，脸上溢着红晕，眼神里流淌着无限的仰慕。“差序格局”盛行的地域，那老百姓办事可就难了。外公过世多年，自家兄弟出钱，给父母在原地基的基础上稍微“后坐”，盖了三间新式的瓦房独门独院，瓦是红色琉璃瓦；庭院是水泥、石头铺砌，雨水人走在院中不会鞋脏脚湿的。晴天大丽下，琉璃瓦映衬下的屋宇辉煌亮丽。前几年，为了给新房起房照，二姨一家两口、三姨一家两口、我父母齐聚普兰店办房照。亲戚和父母着装俭朴，又不知道办事程序，被办事员不待见，态度极端恶劣，呵斥他们，不给好脸子看。这些办事员看我的亲戚和父母穷酸样，方敢一个劲儿地挖苦，他们怎么缺德怎么说，怎么泄愤就怎么说。二姨气愤不过，对我妈妈讲：“怎么不让大红回来搞，他认识人多，不会遭这么多罪。”我妈妈回应道：“也没想到事情会这么难办。要知道这么难办，就让他来好了。”陈乾（化名），我爱人的大学同学，曾在家乡普兰店办理证明，两次去办，办事人都不给好脸子看，也不给办理。第三次去她给了小费，也叫好处费，办事员又是扭秧歌又是戏，高效率地把证明给开了。办证过程中，陈乾向自己在市里事业单队任要职的江西籍姐夫述说办事难的事。她姐夫回应道：“北方都这样。”陈乾的老公在特区检察院工作，一度想回北方，并且去考了试，跟相关人打了招呼，但是一考虑到北方单位的人际关系，还要办事花很多钱回乡一事，就不了了之。岳母年且九十，到过我南方的家，曾语重心长地说：“其实，你三哥在鞍钢挣得也不少，就是人情太大了。”三舅哥当年是靠打篮球被国企鞍钢选中，并最终脱掉农民这层皮，吃上运动灶，吃够细粮，吃好喝好的。三舅哥从球队转岗企业，所赖有家人帮忙，每在人员裁减之际，总是顺利过关，出现在重要的管理岗位。和他一批如鞍钢球队的，窝囊死的有，下岗吃不上用不上的有。三舅哥朋友多，吃请也多，有时朋友家里的狗下了个崽子，也能摆上一桌，聚会的人都要随礼，少的拿不出手，多的人受不了。朋友吃请怒不出，你就绝门了，以后你家办事就鲜有人捧场的了，你会感到没面子的。就自身而言，你还会遭到强势的朋友排挤倾轧，明知道可以帮你一把就是不帮，还使坏，大有踏一万只脚在其上方解心头之恨。在北方，朋友吃请，呈金字塔状，只有塔尖和靠近塔尖的人才是最大的受益者，塔底阶层只是跟风的奴仆出力不讨好的角色。兄弟的舅哥是来自于黑龙江某林场场长。他的孩子曾在辽南读过书，与我们有过一阵子来往。他说过：自家老人死也要死在家里，要不就收不着钱。以往随份的 钱，就收不来了。“投资不过山海关。”说的就是我们那儿的乡土中国。同事也曾讲过自家的朋友在沈阳投资建厂，等到签字时，这个地方的领导纷纷要好处费。同事的朋友一看情况不妙，投过的钱，也不要了，回到南方来做企业。某位学生家长在盘锦做房地产，中间苦不堪言，地方政府不守承诺，反复变卦，这位出自南方的家长据理力争，对方咬住死理不放，最后他们明知吃亏，就在盘锦为当地办了个慈善事，赔了近千万资金，买了个教训，发誓再也不到东北去做生意了。东北地区闯关东的后代多，从白山黑水下来的也多了，在经济转型期，政府抓不住时机，官员担不起责任，经济低迷，就业困难，啥事都缺乏透明度，在举国发展的大潮中发展内卷化，人才外移化。举目东北周遭，临近国家的发展还不如我国，东北经济的活水流淌不起来。在乡土化的东北，粮多肉少，若是改革起来，阻力之大可想而知，首先有无数个人情关需要改革者去迎对和挑战。稍不坚定者，或方法不当者，还会自险囹圄，毁掉了仕途。兄弟家的孩子花了不少钱念了所当地市区的大学，去读研究生，希望提高一下就业的身价，将来谋个好工作。她的观念仍是这样，“办事就要找人，有人才好办事。”这都啥年代了，小孩子还这样思考社会和人生。这不是时代的悲哀，这是乡土化区域在融化举国发展大潮中举步维艰的心声。在乡土化中国发展中，若谋得一杯羹不易，若是赚大钱，绝招就是垄断和向银行贷款。垄断过程中的火拼，听后都触目惊心。大罗和当地老迟家抢生意，大罗开枪打伤五蛋，老迟家眼睁睁地不敢上去。后来，在清理整顿中，大罗被挠进省城监狱，听闻没少上钱，才保出来。终究是狠主，说是在海边弄了八个养海参的圈子，年入颇丰。隔壁村的何军依仗大罗办事，在土地被占包陪的过程中，一是分配不均，百姓没有得到如期的实惠，而是个人贪占不少，养了几个情妇，在上级查办中，被百姓投诉抓走了。和何军关系好有走动的当地老板，都先后接到五蛋的电话，“不准找人求人把何军救出来，让他呆在里面。”这何军在非常审讯的过程中，审讯官问啥啥都应了。同村的在监狱工作的人见到了何军，回来说：“人都傻了！”何军的母亲过世时，监狱同意他去送终。同村的人回来说：“何军嗷嗷哭，头发都全白了。”前几年，原大队书记何军死了，知情的人说是窝囊死了。我在家乡时，见过何军。当初工作兢兢业业，为村为民办事争荣誉。随着工作时间的拉长，人心也变了，只说“干村里这份工作，耽误挣不少钱了。”在村里主持工作期间，放过狠话，“谁要是背后说我不好，我就整死他。”要致富先修路。轻轨通过要经过四十里村，这下何军算是逮着机会看，纠集大罗等黑恶势力能打的一伙，欺上瞒下，借占地之机，捞取了不少钱财，人生断崖式坠落，短时间，又从世间消失。一些国有企业转为私有后，私人老板贷了不少钱，这过程中贷借双方都是巨大的受益者，银行负责人把业务搞起来了，私人老板手中有充足的资金，背后的资金难免不入私人账号中。企业好了，当事人都相互庆贺，再干大的；企业不好了，银行负责人怕被查到自己头顶上，私人老板大有撂挑子的嫌疑。在乡镇银行工作的二舅接父亲的班到银行做了职员，负责本银行给当地海边养虾圈的贷款。每当到年节之时，养虾圈的人家会把他们驮到海边请他们吃喝，吃喝之余，还拿了不少海鲜回来，那大姥可乐了，那位当教师的父亲能不知道吃私犯法吗，当他看到老婆的褶皱的笑脸打开了，在锅台忙来忙去，当他听着儿子有声有色地描述自己如何厉害时，他的原则、立场全都烟消云散了，“不吃白不吃，白吃谁不吃”，也跟着乐起来吃起来，共享天伦之乐。后屋的二舅人长得帅，又在银行工作工作体面，人送美称“大飞”。他的小妹怀玉常常央告大飞：“二哥能不能给弄个活儿干？”大飞听了应允，也吹嘘看几件自己办过的成功的案件，小妹听了心里直痒痒的。等到下一年再见面的时候，小妹还是原样，没有弄着钱，过日子精打细算，能省就省，几近苛刻的程度。她的婆婆不但不表扬这位会操家过日子的媳妇，反倒委婉地批评了儿媳妇：“每次从金州回来，见到东西就拿，锅底都能刮干净了。”在乡土化社会，社会范围是从“己”推出去的，而推的过程有 着两大路线，一条路线推的是亲子和一奶同胞，相配的道德要素是孝和悌，也就是孝顺父母和友爱兄弟，另一条路线推的是朋友，相配的道德要素是忠信。孔子在《论语 》中多个章节和场合中述及如何孝，如何悌，如何交友？孝对儿女来说是无原则的，不讲条件，是回报的敬重；悌对于长辈来说是权利，也是义务，也是人伦中的主要内容。孔子讲交友要“主忠信，无友不如己者”，“益者三友，损者三友。友直，友谅，友多闻，益矣。友便辟，友善柔，友便佞，损矣。”孔子大概在人际的社会交往中吃过大亏，所以通过对比，指出交友要慎重，毕竟“学好一辈子，学坏一阵子。”孝、悌、忠信都是私人关系中的道德要素。孔子的困难是在“团体”组合并不坚强的中国乡土社会中并不容易具体地指一个笼罩性的道德观念来。费孝通如上做论断说。在团体格局中，神象征着团体，在此观念下，有两个重要的派生观念：一是每个个人在神前的平等；一是神对每个个人的公道。在差序格局中并没有一个超乎私人关系的道德观念，这种超己的观念必须在团体格局中才能发生。孔子常常提到那个仁字。仁这个观念只是逻辑上的总合，一切私人关系中道德要素的共相。费孝通接着阐述道：“不但在我们传统道德系统中没有一个像基督教里那种爱的观念——不分差序的兼爱；而且我们也很不容易找到个人对于团体的道德要素。”这句话我们可以理解为父母对孩子的爱、子女对父母的爱、兄弟姊妹之爱是双向的，但是有差别次序的。我国传统文化中个人对于团体的道德要素不易找到，实在是私人之间关系烙印深，有时情感关很容易不攻自破。一些法治淡漠的地区或时期掌控有生杀予夺大权的领导“大胆”提拔有背景或另有原因的下属，有时并非一个，而是一连串，他（她）的属下难道不知道这是知法犯法吗？当然知道了，他们知道那是“合情合理，找不到法律依据”，静观其变者多有，公开曝光者孰敢。直至该领导锒铛入狱，狼狈潦倒照片公诸世人，警示世人，方显国家公理，人间正道。团体道德的缺乏，在公私的冲突里看得清楚。就是负有政治责任的君王，也得先完成他的私人间的道德。再者道德标准缺乏普遍性了。差序格局的社会里，不乏有“奇葩”“另类”，结局是不好的，常被引为笑谈。文化大革命中，斗人事件不少。在本村中，就有这么一个例子。姑父的父亲被定为四类分子，在群众大会上，接受审判问罪，大部分人认为批斗差不多了，这时批斗小组组长王永周站出来了。“你，刘站英不服，嘴犟，斗，还得斗。不斗服你，怎么向组织汇报，怎么向群众交代？！”此人后来做了乡村高中的政治科老师，校领导对他很器重，在群众中的威望不敢说好，也不敢说高，但凡他在公开场合或教职工大会上讲话，你会觉得刺耳，他说起话来像是长眼睛，好像说的就是你，他在教职工大会上批评抽烟的“烟德”不好，就像他看见了，就像你本人抽了烟，干了件坏事似的。因此本人曾断言过：在文革中，参加过过激行动的，或做过过激言论的，不离开校园，校园的毒空气不会消失。他们这一类人工于心计，挑战或突破做人底线，不知自己的身份或角色，为了巩固自己在团队中的位置，啥事都能干出来，最终谋得自己想要却不好直言的好处。若干年后，父亲看到我的毕业照，一眼认出来“王永周”向我讲述了他的丑恶行径；对照他的言行，我发现看文革勇将们的共同特点——奴才忠厚相、心口不一状、打死不肯退出历史舞台的假革命分子。在我上大学学到查找文献的时候，教我们的老师是一个干练、不苟言笑、看似有学问的戴着厚眼镜的中年以上之姿的男老师，他教我们在文献的海洋中遨游，他是一个引导者、破浪者、闯荡者……我的同学肖大勇却泄露过天机——这个老师在文化大革命中，斗过人。言外之意，不是个好东西的。可我怎么也不能将我本人实际感受的和肖大勇从他父亲那儿得知的消息连缀融合到一起。外公在文化大革命中也被整得不轻，脖子上留下了一道很深的印痕，那时红卫兵小将把一块很重的铁丝扯拽的石头挂在了他的脖子上，其间，人的痛苦，从肉体到精神将有多么巨大，不想而知。当年那个批斗外公的人心里忏悔了，到我家来找外公，当面向外公下跪，外公没有理睬他。这是妈妈跟我讲过的事，妈妈只是淡淡地苦苦地笑。妈妈在文化大革命中在生产队期间，因为身份不好，尽管她干工作尽职尽责，唯恐被别人说个不好，还是在内心极度敏感，上进心极强的17岁，从保管员，一捋到底，下地去干重活。记忆中，母亲因多年不写字，有些字写不上来了，她还是要重头学的，她还是很乐观，用她娟秀的字体记录着每个社员的工分，能多记就多记，从不计较谁多了工分的事。外公在文化大革命中挨斗受整，但村中不乏睿智的老者，虽然没有文化，但他在无意中还是说出了成分不好但有见识的人家的心底话。“你姥爷有文化啊——”是的，有文化的人心路长。他是乡村中田间地头的草儿，遇雨便疯长，他是乡村农家院中石头缝隙的小草，主人稍不留意，它便姿情享受着满园风光。韩大鼻子当生产队长的时候，群众反映他就听他妈的意见，他妈想吃果子（学名花生），生产队就分果子；他妈想吃地瓜（学名甘薯），生产队就分地瓜；他妈想吃粳子（学名稻米），生产队就分粳子；他妈想吃秣子（学名小麦），生产队就分秣子……生产队就是他家了。当年群众的反应不无道理，用费孝通先生的论断来印证，还真是颇有道理。那就是村长这一乡村“君王”，也得先完成他私人间的道德。韩大鼻子孝顺是出了名的。他当干部很强势，如今在村中对着他手下的社员还有话语权，但大多是嫉妒羡慕恨，羡慕人家子女有能耐孝顺官大能办事，只是不谈当年农业大寨，大干+苦干=23干（23实际是巧字），不好好干，就滚蛋的励志加强横的话了。中国乡村基层的差序格局实乃儒家文化所致，虽未全部，但主要原因是有的。战国诸子百家中的墨家有“爱无差等”之说，这和西洋的团体格局中的博爱如出一辙。但历来统治者倡导儒家文化，把群体分成三六九等，又因阶级固化导致矛盾激化，造成社会动荡，这也许是华夏几千年王朝更迭动荡不安的原因吧。统治者愿意用儒家主张，这里有个主要原因，儒家好用，沿袭日久，成为传统文化，成为管理朝野之事的抓手。这里有两个典故，汉高祖刘邦一统天下后，在朝堂上议事，无组织无秩序，无章法无程序，无氛围无效率，并为此苦愁。一个儒家弟子朝中官员毛遂自荐，按照儒家礼仪，进朝议事，一实践，效果显著，刘邦龙心大悦，认为儒家好用。汉武大帝更是一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当然这也是儒家奇才应时而生的缘故。唐高宗时，佛教大师玄奘为了皇室办了不少实事，他本人要求把佛教定为国教，但唐高宗不肯轻意应允，有来往，但无国教之诏文公示天下，玄奘心急也无用。唐宪宗有迎佛骨入京之事，韩愈等大儒上表坚决反对，朝廷对之远贬，异地调转，也可以看出朝廷采用异教之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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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作者介绍
高山，现任教于珠海市第二中学，曾任教于大连市一〇二中学语文教师。2009年被授予珠海市先进教师；2012.9 在珠海被广东省总工会、广东省教育厅、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中共广东省教育工作委员会授予“广东省南粤优秀教师”；2023年在珠海被珠海市教育局授予“珠海市优秀教育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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