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间至苦是孤独

——读《一句顶一万句》有感

栾桂芳

刘震云的作品很多时候故意模糊时代背景，作品中从不刻意交代时代背景，甚至有时故意虚化时代背景。我觉得这是作家刘震云的一份宏愿，他应该是希望他的作品摆脱掉过多的时代因素，能够更具有普世价值。——前言

读《一句顶一万句》，开始我觉得自己是在艰难的文字丛林中跋涉，待我渐渐读出一些眉目之后，始觉作者用心之良苦。小说上下两部“出延津记”“回延津记”给人感觉是“出走-回归”的模式，但实际上这一出一回竟是隔了一代人的，彼此之间甚至都不知道彼此的存在；但这似乎又是一种命运的轮回，祖辈曾经努力挣脱的地方，却成了后辈想走近探寻的地方。而不管是出走还是回归，竟然都是为了摆脱“孤独”，都是为了寻见能够“说得着的人”。

杨百顺，这个人物我认为作者是采取了先抑后扬的写法。开始看他的作派，很容易断定此人绝非善类——一个连父母、兄弟都不爱的人，他怎么可能爱别人、善待别人，但作者却没有按照这个思路组织情节。如果他就是个恶人，作为继父，在老婆跟野男人跑了之后，他完全可以抛下养女，自在生活。然而他没有，只因为他一直和养女“说得着”，原来他怕的不是被抛弃，而是“孤独”。回过头来看，他与父母、兄弟之间虽然是血缘至亲，但彼此之间竟是如此隔膜，没有坦诚的沟通，只有彼此的猜疑，他们未必都是恶人，但不沟通让他们把彼此看成了“恶人”。所以他急于逃离，以致他前半生不是在逃离就是被“逃离”，逃离杀猪师傅、逃离染坊、逃离老詹；被赶出竹业社、被赶出县政府、最后被迫离开馒头铺、离开延津，因为找不着养女巧玲，他就不可能再回馒头铺、再回延津。一辈子四个名字，从他名字的变更中，我们也能感受到，他其实一直试图努力，努力摆脱孤独，努力去找“说得着的人”。他最后改名“罗长礼”，表明了他至死不渝的追求。

牛爱国，杨百顺养女巧玲（曹青娥）的儿子，如果巧玲没有被拐，他应该算是杨百顺的外孙了。虽然他和杨百顺没有血缘关系，但他的经历与杨百顺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从外部逻辑看，这似乎有点儿说不通，但从更深层的逻辑来看，似乎又有着某种必然，这其中的关联点就是牛爱国的母亲巧玲。因为杨百顺终其一生，也只找着一个说得着的人——巧玲，而巧玲开始不喜欢二儿子牛爱国，后来却能和牛爱国“说得着”，当然更能和她说得着的是牛爱国的女儿，她的孙女百慧。牛爱国与杨百顺有诸多相似的人生经历，但也有着明显的不同，那就是牛爱国一生似乎有很多能“说得着的人”，有同学有战友，还有自己的妈和后来的姐夫，当然最说得着的就是情人章楚红，但他把她弄丢了，所以他也和吴摩西（杨百顺）一样失去了说得着的人。回，让他冥冥之中和吴摩西有了某种关联，而他最终其实也是要离开延津，和吴摩西一样去寻找那个说得着的人，吴摩西寻找的是养女，而他寻找的是爱人。小说没有交代他最终是否找到了章楚红，但一句“得找”，如此坚定，让读者不由得相信：他一定能找到。 当年吴摩西的恓惶，在牛爱国身上已经荡然无存了，他在跟一个半生不熟的人交流之后，心结似乎完全打开了。他不再纠结过往，而是决心向前看、向前走。

人间至苦是孤独。因为害怕孤独，杨百顺一生都在挣扎、在努力，尽管作者没有写他的后半生，但通过他的后人寄出来的那封信、通过牛爱国，我们又似乎看到了他的后半生，依然一直在努力挣脱孤独。而牛爱国半生蹉跎，其实也一直在努力摆脱孤独，在寻找那个“说得着的人”，而他人生中那些曾经“说得着的人”，不是离世，就是因为种种原因慢慢变得说不着了，所以他的孤独其实一直没有摆脱。

“孤独”的主题，不是什么新鲜的主题，不用说别的，一部《百年孤独》，让全世界读者深刻领悟了孤独的可怕，而在中国现代作品中对“孤独”的刻画也可谓比比皆是。鲁迅的短篇《孤独者》直接以“孤独”为题，写尽一个孤独者一生的悲哀，写尽了一个知识分子在变革时代的孤独与无奈。而沈从文的《边城》，让我们从中感受到湘西边城小镇的美丽与魅力，但更多感受到的恐怕还是人与人之间的隔膜所造成的那种刻骨的“孤独”。刘震云的《一句顶一万句》 刻意模糊了时代的印记，他要强调的是人类的共性。人与人之间靠语言沟通，“说不着的人”之间：人家说的是那个意思，你理解成了这个意思；或者对方说了一万句，你也不明白他到底要说什么。“说得着的人”之间一句顶一万句，甚至两个字就能明白对方什么意思（曹青娥和百慧）；“说得着的人”之间在一起有说不完的话，说多少也不觉得多：但是找到一个“说得着的人”太难了，所以“孤独”似乎就成了人类摆脱不掉的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