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改革大事记:破除“一考定终身”

2020年7月7日上午,北京市丰台区,北京市第十二中学考点,结束上午的考试后,高考考生们走出考场,一名考生从人群中牵起家人的手。


对于高考来说,2014年是一个必须被记住的年份。


2014年9月4日,《国务院关于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出台,同时,上海市、浙江省成为首批试点,两地分别出台高考综合改革试点方案,从当年秋季入学的新高一学生开始实施;3个月后,12月16日,两项配套政策——《关于普通高中学业水平考试的实施意见》和《关于加强和改进普通高中学生综合素质评价的意见》出台。


自此,我国考试招生制度改革全面启动。


时任教育部副部长的杜玉波在9月4日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这次改革的总体定位是,促进公平、科学选才。


这8个字看似简单,却非常振奋人心。时任北京大学考试研究院院长秦春华在本报撰文时给出了这样的判断:“这是自1977年恢复高考以来国家在教育领域实施的最全面、最系统的顶层设计。”改革深刻地回答了高考改革“为什么改”“改什么”和“怎么改”等根本性问题。同时也力图纠正恢复高考30年来积累出现的“一考定终身”“唯分数论”“学生负担过重”“城乡教育发展不均衡”等教育“顽疾”。


高校选拔学生如何破除唯分数论


其实,改革酝酿已久。


从2005年起,我国的学业水平考试逐步在高中新课程实验的省份推开,随着改革的不断推进和深入,课改与高考的组织方式、考试内容、成绩的使用之间出现了越来越多不相适应的地方,高考改革的呼声日渐明显。


曾任北京大学中文系主任、教育部聘中小学语文教科书总主编的温儒敏当年在接受中青报·中青网记者采访时指出,高中课程改革曾经有很多亮点,比如,希望学生的学习有更多的主动性,设计了必修课与选修课,其中必修课占1.25学年的量,其余是选修课。“这是很大的改革了。”温儒敏说,但是,到了中学,真正按照新课标要求开设多门选修课的学校不多。“有些学校1.25学年必修课学完后,马上转入高考复习。”


当年恢复高考确实点燃了无数青年成才的希望。但是,当历史的车轮又驶过了30年,我国经济社会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与此同时,国家对人才的需求、高校选拔人才的需求、学生成长成才的需求都在改变,但是,高考没有变,依然以分数为唯一标准。在这个“指挥棒”下,大学想方设法招收分数高的学生;中学千方百计提高学生的分数;学生和家长倾尽全力获得更高的分数;培训机构绞尽脑汁研究提高分数的技巧。


2013年时,网络上流传着一份“中国顶尖中学排行榜”。这个排行榜依照的是1977年-2012年各省状元的分布情况。观察这份榜单可以发现,直到2000年前后,高考状元出自的学校还比较分散,但是到了2012年左右,高考状元越来越向“超级中学”集中。


无疑,改革势在必行。


2014年,改革有了明确的“作战图”。方案提出,要“把促进学生健康成长成才作为改革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扭转片面应试教育倾向”“深入推进素质教育”“形成分类考试、综合评价、多元录取的考试招生模式”。


原来,高校在录取时面对的是冷冰冰的分数,而不是活生生的人,改革后,大学招生录取的模式变成了“两依据,一参考”,也就是依据统一高考成绩和高中学业水平考试成绩,参考综合素质评价,实行多元录取。在这种情况下,大学必须要根据自身办学定位和专业培养目标,研究提出对考生高中学业水平考试科目的报考要求和综合素质评价使用办法,并提前向社会公布。而对于学生来说,除高考分数之外,思想品德、身心健康、艺术素养、社会实践、创新精神、社会责任感等也将被一一记录,并可能成为重要的录取依据。


全国多个省份开始研制适合本地的高考改革方案,并努力给考生提供更多的考试机会。比如,北京市公布的新高考方案中明确:“保持统一高考的语文、数学、外语科目不变、分值不变,不分文理科。探索论证提供两次考试机会的可行性,进行外语听力一年两考改革试点。”


高考进入“自选”时代


时间来到2017年。


当2017年高考语文科目结束的时候,“预测”——上海的这个高考作文题便迅速成了全国议论的焦点。人们的热议,不仅出于惯性,同时也因为,上海、浙江作为首轮高考改革试点,迎来了“新高考”的首次落地。


有专家这样评价这个“新高考”首次亮相的作文题:“这个话题没有审题障碍,学生可以选择乐于接受预测,可以未雨绸缪,防患于未然;也可以不以为然,享受不可知的乐趣……”


专家所强调的“选择”正是高考改革要传递的又一个重要信号。


教育部党组成员、副部长,时任教育部基础教育二司司长郑富芝在政策发布时这样说:“本次改革的一大亮点是学生可以选考3科计入自己的高考总成绩中。”也就是说,在实行高考综合改革的地区,考生除了语数外3科参加统一高考外,还可以在思想政治、历史、地理、物理、化学、生物6科中,根据报考高校要求和自己的兴趣特点选考3门。“从这样的设计看,学生可以文理兼修、文理兼考,使得文理不分科成为可能。”郑富芝说。


事实也是如此。上海和浙江新高考方案均采用了3+3模式,除语数外3科,上海从6门(物理、化学、生物、政治、历史、地理)、浙江从7门(政治、历史、地理、物理、化学、生物、技术)中自主选择3门作为高考选考科目。


“新高考”“首秀”之后,时任浙江省教育考试院副院长边新灿在接受中青报·中青网记者采访时给出了这样一组统计数据,实行选考后,考生中选择传统“理化生”和“史地政”的学生合起来不到22%,即78%的考生都选择的是文理“混搭”的组合,这已经跨出了传统的文科理科模式,实现了文理交融。“在我们开展的5000余人的问卷调查中,70.17%的高校招生工作者和超过六成的学生、家长,认同取消文理实行必考加选考扩大了选择性,促进了学生的个性发展。”边新灿说。


应该说,这次高考改革的最大变化就是,在“选拔”的同时增加了“选择”。正如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所说,高考改革最终的目标是让学生和高校都拥有较大的自主性,学生自主地选择高校,高校也不是被动地等着学生来,“要让学校和学生像‘自由恋爱’,而不是中间强塞进一个媒婆”。


可以预见,随着改革的深入,高考必将从“标配”时代进入一定意义上的“自选”时代。


不过,随着选择权的“下放”,一些问题显现了出来:一些学校在指导学生选科时,不是先看学生的兴趣和优势,而是把如何避免与“强手”相遇当成了首要任务。网上甚至流传出了许多选科“秘笈”,教学生如何避开“强强相撞”,如何通过“田忌赛马”由“差生”变“学霸”。


上海、浙江两地的新高考“首秀”结束后,媒体上很快就有了这样的报道:上海选择物理科目的考生仅占总数的30%,浙江的近30万考生中,选考物理的也只有8万人。物理学科被考生们“嫌弃”了。不仅如此,媒体同时披露了另一项调查结果,2017年复旦大学在第一次统考“大学物理”时,浙江、上海生源的大一新生整体不及格率也远高于往年。


好在,试点的意义就在于发现问题并及时调整。


2019年4月全国第三批高考综合改革试点启动,河北、辽宁、江苏、福建、湖北、湖南、广东、重庆等8个省份的方案,均由“3+3”变为“3+1+2”模式。其中,“3”为全国统考科目语文、数学、外语,所有学生必考;“1”为首选科目,考生须在高中学业水平考试的物理、历史科目中选择其中一科;“2”为再选科目,考生可在化学、生物、思想政治、地理4个科目中选择两科。


当年,教育部考试中心相关负责人对此特别作出解释,改革由充分自由选择到有条件地选择,在尊重学生自身兴趣、志向和特长的基础上,更注重打牢物理或历史等学科的基础。“这依然是一种进步”。


2021年,8个省份的“新高考”将落地,东北育才学校党委书记、校长高琛介绍,“从目前掌握的数据来看,8个省市首选物理的学生平均占比近60%,其中辽宁省最多,达到85%以上”。


来源:中国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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